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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次见到李杭育，是1983年深秋在九溪老宅。那时他刚凭《最后一个渔佬儿》在文坛崭露头角，我和张坚代表即将成立的市青年文联去邀请他任领衔主角。记得他穿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工装，手指间夹着支万宝路，说话时总爱用烟头在空中画圈。
“寻根文学？”他吐出一口烟，突然笑了，“根就在脚底下，何必去寻。”这句话后来成了我们那期会刊的标题。临别时，他从抽屉里取出个铁皮盒子，里面整齐码着几十个烟盒，每个背面都写着小说构思。“插队时养成的习惯，”他拍了拍盒子，“比笔记本便宜。”
十年后再见他，是在求是村那间爬满常春藤的旧公寓。客厅墙上挂着幅未完成的油画，画架旁堆着《葛川江系列》的各种外文译本。四岁的女儿田桑正用蜡笔在墙壁与地板上涂鸦，他小心地跨过那些彩色线条给我们倒茶。
“现在不写东西时就教她画画。”他指着女儿刚画的“外星鱼”，“比我当年强多了。”说着从书柜取出一本发黄的素描本，扉页是他哥哥的字迹：“生活不给颜料，就用文字调色。”这本子后来成了他第一部长篇的草稿本。
展开剩余32%茶几上摆着当天的《浙江日报》，上面有我们写的专访《多亏了这一棒》。他指着文中那段知青往事说：“其实当年没收我画具的，就是现在省美协的老周。”说完哈哈大笑，眼角皱起深深的纹路。
厨房飘来炒螺蛳的香味，他忽然起身翻出个饼干盒，里面全是八十年代的粮票、船票。“写《老杭州》时全靠这些。”他拈起张1980年的公交月票，“记忆会骗人，票据不会。”
临别时下起小雨，他执意送我们到公交站。路过小区宣传栏时，他停下指着张通知说：“看，这就是我要写的——居委会大妈比作家更懂生活。”车来了，他站在雨里挥手，蓝布衬衫还是当年的款式，只是鬓角已经斑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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